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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解《伯远帖》时代风格与王珣个人风格之密

        作者:孔宪君2017-10-19 11:01:51 来源:中国美术家网
        解《伯远帖》时代风格与王珣个人风格之密




        首先应先了解王珣所处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,了解其写作的时间及写作的目的,明确方向,才能正确的认识其真伪。也就是说只有深入的了解作者是在什么环境之下,才写出这封信的,是这个时代的时代风格。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的形成,是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状况,生活习惯和物质条件等因素是紧密相连的,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。


        一、从当时社会的政治状况分析《伯远帖》的写作时间。在《伯远帖》上半篇中讲到:“伯远胜业情,群从之宾,自以赢惠,志在优逰”。可以了解到,这是一封祝贺信。帖文中讲到伯远外出胜任某一职务,业已多日。不知道伯远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,有心中不安之意。随后讲到了自伯远这次赢得了孝武帝的恩惠,是孝武帝搭建了让伯远施展才华的平台,伯远即可利用这个平台,充分的展示自己的才华,使其理想,志向得到充分的发挥,祝伯远“志在优逰”。


        通过这段文字,可以推知《伯远帖》的写作时间,是在公元373年。这一时期正是东晋政权更迭交换的时期,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,公元373年即位。从而新的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得到了重新的组阁,一大批有理想、有知识、有才学的年青人陆陆续续的被孝武帝接纳与重用。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古今永恒不变的真理。首先孝武帝将伯远等人派往外地任职,以稳定和巩固政局。因孝武帝给于伯远出发前的准备时间不足,走的比较仓促未能及时与王珣话别。从而引出:“始获此出,意不克申,心别如昨”。王珣看着自己多年的好友,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之下,突然的离开了自己,心情自然不爽。始获此出,意不克申,心别如昨是王珣,刚刚获得伯远外出任职的消息,便立即写信,表示祝贺。另外向伯远倾诉自己的感受,意不克申,心别如昨。所以《伯远帖》的写作时间,是在伯远被孝武帝重用之后,与王珣被孝武帝重用之前的这段时间之内,推测应在公元373年。《伯远帖》正是东晋历史统治阶级政权交接、更迭的大变革、大动荡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,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时代风格。


        伯远等人被派往外地任职之后时间不长,随后孝武帝又召任王珣与殷仲堪、徐邈、王恭、郗恢等人,并以才学文章被孝武帝所重用。公元373年,年仅二十四岁的王珣被召任为给事黄门侍郎。给事黄门侍郎为侍从皇帝左右之官,传达诏命。备皇帝顾问。因执掌诏令、备皇帝顾问,其地位很高。因而可以看出王珣他是位社会知名人士,并非专业书法家。故宫《伯远帖》中把王珣描述为身体不好,身患疾病,这完全是因帖文中错别字的原故。王珣的身体很健康,根本没有任何疾病。否则孝武帝也不会重用一位病夫,来担任给事黄门侍郎。说王珣身患疾病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。


        有人提出帖文中的:始获此出,意不克申。是王珣被派往外地任豫章太守,而王珣不肯前往上任。其实事情并非如此。事情的原委是,谢万的女儿嫁于王珣,谢安的女儿嫁于王珉。虽然王谢结成姻亲,却相互猜嫌。谢安主持朝政时,大权独揽,暗中排斥王氏家族。王谢两家互不相容。王珣、王珉兄弟先后娶谢家女儿为妻。同为谢氏女婿,谢安先让侄女同王珣离婚,随后又让女儿同王珉离婚,从此两家族由此成仇。而谢安主持朝政,假公济私,官报私仇。他不想天天看到在孝武帝身边左右任给事黄门侍郎的王珣。他看到王珣在孝武帝身边左右就气不打一处来,所以就想以公派的方式,将王珣派往外地做豫章太守,省得天天同朝见到这位与自己侄女离婚的前侄女女婿,而此时王珣的官位、地位已经很高了,故王珣识破了谢安的阴谋诡计。此时的王珣已经是孝武帝身边的红人,谢安想要将王珣派往外地,也必须得到孝武帝的批准,所以王珣才不服谢安的调派。由此看出王珣被谢安派往外地做豫章太守,是王谢两家明争暗斗的一个缩影。始获此出,意不克申。与王珣被谢安派往外地做豫章太守一职根本毫无关系。因为王珣给伯远写这封信时在先,而王珣被派往外地任豫章太守一职之事在后,说的更为具体一点就是王珣写这封信是在他任给事黄门侍郎之前,而被派往外地任豫章太守,是在他任给事黄门侍郎之后。


        二、从物质条件,即东晋时期用笔形制分析。晋朝那个时代书画作品的用笔主要是以有心、有柱的鸡距笔为主。鸡距笔的特点是笔毛缠纸有柱,束缚的部分长,而纳入笔管外的笔毛部分出锋太短,故过于劲硬。所以写字时不易转折,吸墨少,行墨时易干枯。用笔劲挺而硬拙,收笔处,笔触多露出贼毛、开叉现象。原因是顿笔时有相对独立的副毫与笔心分开,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现象。


        从《伯远帖》原作母本墨迹中分析便可得知:


        1、收笔处笔触多露出贼毛如“胜”字,“在”字,“别”字,“古”字等。


        2、行墨时易干枯,常出现开叉现象如:“远”字,“隔”字,“始”字,“申”字,“晋”字,“人”字,“王”字,“珣”字,“书”字等。


        3、由于笔毛出锋太短,过于劲硬,写字时不易转折,往往有提起在下的动作如:“自”字,“相”字,“峤”字,“晴”字,“胆”字等。


       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,是因为有心笔采用了缠纸绢的制作方法。笔头短而尖锐,蓄墨量较少,使用范围有局限性。笔心缠纸导致提按,顿挫不太灵便。使用这种笔所写出来的字,具有东晋时期普遍书家的笔墨特征。符合当时的时代风格。总之在古代书画作品中,使用毛笔的形制应与时代同步,无疑是鉴定一件作品是否真正出于原作者之手的主要依据。使用短锋有心笔与使用长锋无心笔所写出来的字,决对是有区别的,这种区别就是时代风格,前人是不会使用后人的书写工具来书写作品的。毛笔作为书写工具,毛笔形制的变化,对于书法的发展史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。研究毛笔形制的变化,对于研究古代书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,是古代书画作品鉴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。


        结合王福权先生在《青少年书法》2011年14期杂志中,发表的《伯远帖》释文新论中所提出的的几个焦点问题,做逐一解释如下:


        1、一个是伯远指的是否是王穆。关于伯远是否是王穆的问题,可以说这不是此帖认定真假的焦点问题。米、启二位两次鉴定均未涉及这个问题,但他们也都为此帖做了鉴定。不管伯远是否是王穆,但有一点应当明确,伯远是东晋人,他与王珣关系密切。


        2、一个是此帖内容是不是说伯远已经去世。这个问题很简单,伯远没有去世,否则此信没有收信人了,活人是不会给一位故亡之人写信的,另外差役也无法送达。造成这种现象完全是作伪者书写时欠考虑的笔误,是后人续作前人书,不察而妄书,只得书者其名,不得书中之意而致。


        3、一个是“优逰”到底是做官还是优游山水。在这里“优逰”它是一种比喻,与前面的“志”,相配合,用来比喻伯远的宏图大志,从此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,“优逰”就是孝武帝给了伯远外出做官这么一个平台,伯远即可利用这个平台,在这个平台上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特长,充分的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。


        4、一个是此事是否与王珣被派往外地做官的背景有关。此事与王珣被派往外地做官毫无关系,王珣写这封信时,孝武帝刚刚即位,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,孝武帝重新组阁需要人才,于是伯远便成了孝武帝的首选人员之一。随后孝武帝又以才学文章出色重用王珣,召任给事黄门侍郎为皇帝身边左右之后,这时主持朝政的谢安,因避免天天见到这位与自己侄女离婚的前侄女女婿,才有意将王珣派往外地做豫章太守。王珣不去外地做豫章太守原因有二,(1)此时的王珣已是孝武帝身边的红人,任给事黄门侍郎的地位比豫章太守的地位要高,故王珣不肯出任豫章太守一职。(2)是王珣不肯出朝廷就是要跟谢安赌气,气一气谢安非要指使其侄女与自己离婚。《伯远帖》中的:始获此出,意不克申。原指王珣刚刚获得伯远被派往外地做官的消息之后,王珣立即给伯远写这封信的时间,与之后王珣被召任给事黄门侍郎,谢安因王谢两家相互猜嫌、互不相容。大权独揽,暗中排斥王氏家族,有意将王珣挤出朝廷,派往外地做官一事,二者毫无关联。王珣写这封信是在他被召任给事黄门侍郎之前。而被派往外地做豫章太守,是在他被召任给事黄门侍郎之后的事。


        5、一个是收信人到底是伯远还是另有其人。提出这个问题,也是点到了此帖真假的要害问题上,我们知道一封信件,首先是对收信人说话。收信人是这封信件的主体,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在这封信件中除了伯远,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人了。收信人是不可能放在尾部发信人的位置上,尾部是发信人的位置,意思是对收信人说,信写到此为止,以上是我所写。


        6、再有就是关于写信时间的争议。关于写信时间的争议问题,从历史中得知,孝武帝公元373年即位。即位后孝武帝出于封建帝王统治之目的,先后重用了一大批有理想,有知识、有文学的有志青年,让他们逐步的走上了朝廷重要的岗位,以稳定和巩固自己的帝王统治。伯远则是首批被孝武帝看中并重用的人员之一。将伯远以朝廷要员的身份派往外地任职就是在这一年,正如《伯远帖》中所讲:“伯远胜业情,群从之宾。自以赢惠,志在优逰”伯远从一介书生,一跃成为朝廷要员被派外地任职,是孝武帝给予伯远的一种信任和恩惠。从此伯远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,充分的发挥自己聪明才智。正如《伯远帖》中所讲:“始获此出,意不克申,心别如昨”。由于孝武帝给伯远出发前的准备不足,伯远与王珣未能在伯远出发前见到最后一面。事隔数日后,王珣从别人口中得知伯远数日前就已经上路出发了。当王珣刚刚得知伯远外出任职已经出发的消息后,便立即给伯远写信表示祝贺。所以这是一封祝贺信。从《伯远帖》信文内容得知,伯远是孝武帝即位后,首批被重用的人员之一,而孝武帝的即位时间是在公元373年。因而推断《伯远帖》的写作时间,应在孝武帝即位后的当年公元373年。这便是《伯远帖》作品的写作时间和历史背景。


        三、从王珣作品写作的生活习惯分析王珣的个人风格。关于王珣的个人风格,《宣和书谱》已经讲得十分的明确了。王珣是以才学文章而被孝武帝所重用的。王珣才学文章出色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,是他的个人风格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被孝武帝所重用,《宣和书谱》例举出了三条:


        (一)才学文章出色,能盖过王家所有的模范文本。


        (二)珣词与众不同,能成为传世的榜样,为后世人学习。


        (三)书艺略显不足,但是并不妨碍和影响他的作品,能成为晋室人所羡慕和追求的。


        《宣和书谱》总结了以上三条提出,“则知珣之所以见,知者不在书”的观点,是基于王珣个人风格所做出的结论。又如东晋同朝桓玄评价王珣:“神情朗悟,经史明彻,风流之美、公私所寄。虽逼嫌谤,才用不尽,然君子在朝,弘益自多”。言之王珣的才能和本事是用不完的,然而君子孝武帝在朝时,所得到了王珣很多大有益处的合理化建议,自然是很多的。这充分的说明了王珣在当时的社会中,他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,是以从政为主,书法为辅的社会名人,是一位不以书艺而显名的社会活动家,这就是王珣的个人风格。


        将故宫《伯远帖》认定为真迹。完全是只看碗不看饭的作法。碗再好看,它只能看而不能吃,这是生活常识。书画作品本身是饭,而题跋、著录、印章等则是碗。当人们看完故宫《伯远帖》后,总是没有满足感,总觉得还是空落落的,像少了点什么似的。虽然将此帖从头到尾的看了一遍又一遍,但并不能清楚的说清楚此帖的时代风格与书家的个人风格。说不清此帖的来龙去脉,和写作内容及写作目的与写作时间。当有人问及这些问题时,回答总是一问三不知。比如:


        1、对于帖文内容说不清。


        2、对于此帖的来历说不清。


        3、对于收信人是谁说不清。


        4、对于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说不清。


        5、对于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说不清。


        6、对于写这封信的时间说不清。


        7、对于这是一封什么性质的信说不清。


        8、对于王珣是在什么环境情况之下,才写这封信的说不清。


        9、对于王珣被派往外地任职,他为什么不去,说不清。


        10、对于王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,被派往外地任职的说不清。


        启功将这些说不清,统统归纳为“当时的语言环境我们无法了解,所以只能看帖文表面大意了”。所以不管你看过多少遍故宫《伯远帖》,当有人问及你有关《伯远帖》的核心问题时,你还会一问三不知。不过这不能怪罪于你,因为启功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当有人问及这些问题时,他都以“当时的语言环境我们无法了解,所以只能看帖文表面大意了。”拒绝回答这些敏感的话题。怪罪只能怪罪于启功。是启功假作时真亦假。让后世人来解这个无解之题。


        责任编辑:静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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